中央苏区时期，党在以瑞金为中心的根据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领导广大军民进行革命斗争。图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瑞金市纪委监委供图
开栏的话：红色血脉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本色的集中体现。革命文化凝结着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品格，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宝贵历史经验。即日起，本版推出“爱廉说·革命文化系列谈”，邀请专家学者撰写系列文章，赓续革命文化中的红色血脉，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淬炼身心，用党的历史经验和实践创造锻炼党性、砥砺品格。
学术主持：赵淑梅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院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在建立红色政权、探索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这首当地老百姓传唱至今的兴国山歌，唱出了苏区时期党的干部清廉、为民、勤恳、务实的优良作风和良好形象，唱出了苏区群众对党的作风建设的高度认可。中央苏区时期，党在以瑞金为中心的根据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领导广大军民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进行革命斗争。在此过程中，我们党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一心为民、求真务实、艰苦奋斗、廉洁自律，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启示。
密切联系群众，加强调查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作风问题核心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密切联系群众作为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深刻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中央苏区时期，党在局部执政条件下高度重视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紧紧依靠广大群众开展各项革命工作。在苏区，人民是当家作主的主人，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党的群众基础得到不断巩固。
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党。党员干部只有真心实意关心人民群众，党的工作才能获得群众的支持和拥护。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郑重地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毛泽东还以工作得到人民群众表扬的长冈乡为典型，强调党的工作要想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
让群众满意是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信心的必然要求，也是党的各项工作的实践导向。毛泽东在领导中央苏区建设时，就如何让工作得到群众满意作了多次强调。1933年6月，毛泽东在指导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时，要求揭露干部脱离群众而导致群众不满意的错误行为。1933年11月，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介绍了当地采取“用全力去动员群众，用极大的耐心去说服群众”的方式，从而取得“群众完全满意”的工作成绩。通过树立让群众满意的鲜明导向，中央苏区广大党员干部的宗旨意识和责任意识不断强化。
加强调查研究，是密切联系群众、践行群众路线的重要方式。在党的历史上，中央苏区时期是调查研究这一党的优良传统得以塑造的重要阶段。
调查研究是为了察实情、出实招、求实效，不能走过场、流于形式，必须采取正确方法和科学策略。1930年5月，毛泽东针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认为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并提出党员干部在调查研究时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要定调查纲目、要亲身出马、要深入、要自己做记录。1931年4月，毛泽东发出《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就如何使调查所得材料真实正确提出具体要求并进一步强调：“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通过调查研究，党员干部不仅掌握了更多真实情况，同时也加深了同人民群众的感情，从而树牢群众观点、站稳群众立场。毛泽东要求红军宣传队员每到一地后，都要“到群众中作调查，向群众作宣传，帮助群众组织起来”。中央苏区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调查研究极端重要性的强调以及科学方法论的阐释，促使广大党员干部深刻认识到，调查研究对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推进党的事业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严明党的纪律，保持党的纯洁
锤炼党性修养、保持优良党风，需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中央苏区时期，党的纪律建设取得显著成就和进展，帮助广大党员干部筑牢了保持作风纯洁的思想防线。
党的纪律不是机械的惩戒主义，而是广大党员加强自我约束和自我提升的实践遵循，充分彰显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中央苏区时期，党在领导革命武装建设过程中提出了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严格落实纪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1931年7月，朱德在《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一文中对“铁的纪律”作了阐释：“红军的纪律绝不依靠打骂来维持，而是建筑在无产阶级的团结上面，用自我批评的精神、教育的精神，互相督促和勉励，达到自觉遵守纪律。”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通过执行铁的纪律，红军和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不断增强，共产党员遵规守纪的好作风深入人心。
1931年11月，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针对党员在新政权建设中普遍“担负着最重要的工作”这一情况，决议案特别强调：“为要保障这些同志真正成为群众中的模范者，防止一切腐化官僚化贪污等现象的产生，党必须严格的执行纪律。”官僚主义是危害党的肌体健康的巨大隐患。中央苏区时期，党对官僚主义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和系统纠治，广大党员干部深刻认识到官僚主义现象对党和人民事业造成的严重危害，从而不断消除错误思想，在实际工作中自觉采取科学的领导方式。
官僚主义严重背离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和宗旨，其背后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本位思想。1932年11月，中央人民委员会就战争动员和工作方式发出紧急决议，对各类官僚主义领导方式进行了揭露。紧急决议从十四个方面提出“创造苏维埃新的工作作风”的具体要求，并强调：“苏维埃的工作作风是群众化、实际化、组织化、纪律化，是具有艰苦斗争的坚忍性，一切脱离群众的办法都是官僚主义的作风”。
针对不重视工作实效的官僚主义领导方式，毛泽东提出必须执行检查制度。毛泽东要求，“检查制度是争取苏维埃工作质量速度极其要紧的办法，只有决定，没有检查，就是官僚主义的领导，它同强迫命令主义是一样有害的”。
加强党内教育，提升政治素养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干部教育工作，大力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需要通过加强党内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积极改造主观世界，增强党性修养和思想境界。中央苏区时期党对干部教育工作的加强，为广大党员干部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和作风形象提供了有力保障。
加强党内教育是纠正党员干部思想作风问题的重要途径。1929年12月，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其中针对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的错误思想，明确将“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列为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并强调“各级党部不单是解决问题和指导实际工作的，它还有教育同志的重大任务”。
1930年5月，红四军第一、二、四纵队大队以上干部会议在寻乌召开，会议总结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的经验，提出了革命军队管理教育的具体原则：干部要处处以身作则，做战士的表率；干部要深入群众，要群众化；干部要时刻关心战士，体贴战士；干部要学会发动战士自己教育自己、管理自己；说服教育重于惩罚；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赏罚要分明。这七项原则明确了党内教育应当采取的科学方法，对党员干部养成优良作风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伴随着革命根据地的扩展，中央苏区时期党员规模显著扩大。在此时期，对新党员的教育工作得到了加强。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要求：“苏维埃区域中征收党员时，要实行与正式党员有真正区别的候补期，要对新党员施行必要的共产主义的训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继承苏区干部的好作风，在任何时期，面对任何挑战，都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顶起自己该顶的那片天。”正是在好的作风的影响和指引下，苏区干部保持昂扬斗志，勇于攻坚克难，在严峻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不断打开工作新局面。重温中央苏区时期党的作风建设的经验和做法，对于广大党员干部具有深刻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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